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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广州军区参谋长袁德良谈周总理的“三问”

发布日期:2025-07-06 07:38    点击次数:195

【 摘自网络;原创 汾州乡情编辑部 汾州乡情 】

周总理提出的“三个关键问题”。

■ / 广州的老百姓,袁卫东就是其中一位。

2010年夏天刚开始那会儿,汾阳电视台特意派了人来广州,采访我爸袁德良,还给他做了个叫做《广州的汾阳人》的节目。采访的时候,我爸主要讲了讲周总理,还有总理当面问他的那三个事儿(我们就叫它“三问”吧)。

“三个问题”让我特别好奇。那年快夏天结束的时候,我回了一趟老爸那儿。当说到周总理提的“三个问题”,94岁的老爸一下子精神了起来。他坐在轮椅上,满怀感情地跟我聊了一个小时。那会儿,他的心思仿佛飘回了40多年前,回到了和周总理共度的那段难忘时光……

1967年1月份,因为“上海那场大变动”,广东这边有些群众组织就搞了个省革命造反的大联合(省革联),在1月22号那天把中共广东省委的权力给接手了。我呢,那时候情况紧急,就被派了个重要任务,就是“三支两军”,从部队调到地方上,做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,还兼着生产组组长。在省革委会的头头们直接带着干下,我和生产组的兄弟姐妹们没日没夜地忙活,就想办法把被那些造反的人搞乱的工农业生产给调整回来,让它们都正常运转起来。

那时候,广东省的情况乱糟糟的,工厂不生产了,学校也不上课了,交通断了,广州的老百姓生活没了着落,就连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。这事儿闹得太大,周总理只好亲自跑到广州来处理。那时候,我已经是广交会的副主任了(广交会归生产组管)。我记得周总理在广州的一个会上跟那些群众代表说:“你们得想想大局,别打了,得保证广交会顺顺利利地进行。”总理的话一出,广州的乱子慢慢平息了,我心里也踏实多了,在当广交会副主任那八年(1968年到1972年)里,我一直都认认真真,不敢有丝毫马虎。

1969年年底,我去了北京,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,地点就在京西宾馆。开会那几天,周总理亲自来见了我们所有参会的人,跟我们聊得很投机,还特别关心各个省份的工农业生产恢复得咋样。总理有个规矩,每次开会都得知道哪些省的领导来了,这次也一样。聊着聊着,说到广州的经济情况,总理忽然就叫了我的名字:“袁德良!”我一听总理叫我,心跳得跟打鼓似的,但很快就稳住了,大声应了声“到!”接着就赶紧跑到主席台上,站得笔直,等总理问话。

总理问我:“广交会那会儿,车子是怎么安排的?”我答道:“总理,这事儿我们安排得挺周到,都是从党政机关那边统一调的,保证广交会用车没问题。”总理听了,朝我摆摆手,让我坐回去,没再多问。总理脸上带着点笑意,看来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。这就是周总理问的第一件事儿。那时候广州挺乱的,有些造反派老抢车,所以广交会的用车问题让周总理挺操心的。多亏了总理多次重要指示,还亲自过问,再加上我们广交会全体员工的努力,“文革”那会儿广交会才没受影响,总理最关心的用车问题也顺利解决了。

没过多久,就在那一年年底,全国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酒店举行了。会议时候,周总理竟然也来了。让我惊讶的是,大会居然安排我和周总理坐在一桌,这让我心里特别激动。我就坐在总理正对面,离他特别近。我还记得,同桌的还有几位负责经济和财贸的中央部门大领导。在这次会议上,周总理对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,给参加会议的工交行业的代表们打了很大的气。而且,总理在这次会上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名字。他问我说:“袁德良,你来讲讲,广东省今年总共的生产值是多少啊?”

这次我回答时比上次从容多了,信心满满地说:“总理,今年广东省计划的总产值是80亿到81亿,不过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好,预计能冲到83亿。”总理听了,嘴角上扬:“别说83亿了,能达到80亿就已经很棒了。”这就是周总理提的第二个问题。想想那时候国内情况挺复杂的,动荡不安,广东省能完成80亿的总产值,真的很不容易。总理那句“能达到80亿就不错了”,明显看出他对广东的经济状况心里有数。他没给咱们太大压力,不追求那些虚高的经济数字,而是实事求是,挺体谅人的。那一句“很棒了”,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。

袁德良(站在最左边)和军区政委孔石泉(紧挨着袁德良)、广州军区副司令江燮元(站在最右边)一起迎接了毛岸青(中间)和他的妻子邵华(最右边第三个),还有他们的儿子毛新宇(邵华旁边)。

还是在首都北京。时间回到1970年11月,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饭店热热闹闹地召开了。我呢,有幸被安排到了主席台上,坐在了第二排的位置。不一会儿,周总理来了,他面带微笑,缓缓走上主席台。在场的所有代表都站了起来,掌声响个不停。总理笑着向大家挥手打招呼:“同志们好啊!”代表们齐声回应:“总理好!”总理做了个手势,示意大家坐下:“大家都坐吧。”会议进行到讨论煤炭问题时,周总理突然转头问我:“你们广东那个‘北煤南运’的工作,进展得怎么样了?”我赶紧大声向总理汇报:“经过中央批准,我们把湖南宜章县梅田那片煤田划给广东开采,等建好了,一年能产500万吨煤,能用50年呢,这样我们广东的煤就多了。所以,还得请中央批准,从宜章修条铁路支线直接到广州北站。”总理听完我的汇报,满意地说:“不错嘛!”然后朝我笑了笑,点了点头,就没再多问了。这就是周总理提的第三个问题。

为啥周总理那么重视“北煤南运”这事儿呢?说起来,70年代头几年,广东的煤炭工业可真是难上加难。这边煤少得可怜,那边交通又不给力,北方的煤根本运不进来。省里领导一看,明白了,煤炭生产不上去,广东工业就别想发展。于是,咱们立马行动起来,全省上下一起动手,开了个大规模的找煤大战,特别盯住了红工、梅田、南岭、连阳、梅县和四望嶂这些煤矿,各个地方也都不含糊,自家的小煤矿也是拼了命地挖。咱们喊出口号,哪儿有煤,哪儿就得上人力。这一通忙活,效果还真不错,煤产量从一年200万吨噌噌涨到了460万吨,最后直接冲到了700万吨。“文革”那时候,广东煤炭工业能有这么大进步,全靠各级领导上心,特别是煤炭行业的兄弟姐妹们,他们不怕苦不怕累,没日没夜地干,这才让广东煤炭生产翻了身。

在书房,老爸还在不停地跟我聊起周总理,讲总理怎样关心广东省的工农业发展。四十多年前和总理的几次见面,他老是记在心里。总理当时提的“三个问题”,到现在他还时常在耳边听到,总理的高尚品格也一直鼓舞着他、影响着他。他说,这可是他这辈子得到的一份宝贵的精神宝贝。

话说汾州那片地方的乡土情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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